美國“不失時機”地推出所謂生物能源計劃，從而進一步持續擴大世界糧食供求矛盾，提升糧食的戰略地位，其意圖顯然不能僅僅從“杯水車薪”的能源替代角度去理解，而應看到其背后更為隱匿的創造新的“糧食武器”的圖謀從2006年以來，全球糧食價格持續上漲，并在2008年出現暴漲行情。全球糧價上漲除受全球經濟擴張的推動之外，美國推行的生物能源計劃是一個重要的作用因素。2005年，布什總統簽署的《能源政策法案》拉開了了玉米行情上漲的序幕；2007年簽署的《能源獨立與安全法案》，進一步擴大了對玉米的工業需求，推高了玉米價格，并連鎖性地推動農產品價格全面上漲。由于農業是基礎產業和戰略性產業，美國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糧食生產國和出口國，對全球農產品貿易具有主導和調控的能力，因此，對美國推行生物能源計劃的意圖，不能僅僅從美國自身能源安全的角度理解，而應更多地從美國農業政策和糧食戰略的角度進行考察。生物能源計劃對于增加美國能源安全的作用有限美國政府宣稱，推出生物能源計劃是為了降低美國對石油的依賴，增強美國的能源安全，但實際上，生物能源計劃對于增強美國能源安全的作用非常有限。美國能源部在3月發布的《2008年度能源展望》中指出，到2030年，生物燃料計劃中產自玉米的乙醇為150億加侖。但這150億加侖乙醇到2030年僅能滿足5.6%的汽車燃料需求。美國能源部的數據同時顯示，生物燃料計劃對于降低美國的海外能源依賴也是力量微薄：2030年，美國液態油進口占消費量的54%，較2006年的60%僅下降6%，降幅非常有限。換個角度，生產150億加侖乙醇需要多少玉米呢？按每蒲式耳玉米生產2.7加侖乙醇的轉換率計算，150億加侖乙醇需要消耗56億蒲式耳玉米，這是2006/2007年度美國用于生產乙醇的玉米量的2.7倍，占2006/2007年度美國玉米總產量的50%。由于美國生產的玉米一半以上用于飼料業，因此，生物能源計劃預示美國將面臨巨大的玉米供需缺口。那么，玉米的供需缺口可不可以通過提高玉米產量得到彌補呢？首先，提高玉米單產因受科技水平制約，短期內實現的可能性較小。其次，不論是擴大玉米播種面積還是從玉米大豆輪作制變為玉米連作制，都將導致大豆等作物減產、價格上漲，而由于玉米比大豆的種植成本高，因此，農民對于用玉米來替代大豆的方案積極性并不高。也就是說，短期內玉米產量不大可能大幅增加。而產量的提高趕不上需求的增長，將導致玉米庫存和庫存使用比快速下降。美國農業部預計，玉米庫存將從2006/2007年度的20億蒲式耳下降到2007/2008年度的13億蒲式耳，庫存使用比將從2006/2007年度的11.6%下降到2007/2008年度的11.1%和2008/2009年度的9.5%。在庫存下降、大幅增產無望的條件下，生物能源計劃預示美國玉米的出口必將減少，而美國玉米出口占世界玉米總出口約70%，這意味著國際市場玉米價格的上漲將持續。美國農業部預計，玉米的出口價格將從2005/2006年度的2美元/蒲式耳上漲到2006/2007年度的3.04美元/蒲式耳和2007/2008年度的3.75~4.25美元/蒲式耳。玉米在農業生產中具有特殊地位：它一方面與其他主要糧食作物具有很強的價格相關性，另一方面，它又是重要的飼料，它的價格上漲將連鎖導致肉、蛋、奶等食品價格上漲。因此玉米價格的上漲將導致農產品價格全面上漲。由上可知，生物能源計劃對于降低美國對海外能源的依賴作用有限，但對農產品價格卻將形成長期的支撐。糧價上漲給美國帶來諸多利益美國作為最大的農產品生產和出口國，目前這一輪農產品價格上漲為美國帶來了諸多利益。首先，農產品價格上漲推動美國農產品出口額迅猛增長。美國農業部預測，2008財年，美國農產品出口將達到創紀錄的1010億美元，較2006和2007財年分別增長47%和23%。而農產品價格的暴漲促使一些糧食出口國相繼限制本國糧食出口，將進一步增加世界對美國農產品的需求。其次，農產品價格的上漲推動農業收入大幅增長。美國農業部預計，2007年，農作物收入將達到創紀錄的1335億美元，較2006年增長近10%。這是自1980年以來的最高同比增速。其中，收入增長的2/3來自玉米收入的增長，1/3來自小麥和大豆收入的增長。第三，農產品價格上漲減少了政府補貼支出。2007年，價格依賴型的政府支出預計為24億美元，較2006年下降了60億美元，較2005年下降了110億美元。政府總轉移支付因而下調為124億美元，這是200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生物能源計劃促使美國農業政策目標全面實現玉米等農產品價格的全面上漲，促使美國農業收入提高、農產品出口增長，而這正是從羅斯福政府以來歷屆美國政府所追求的農業政策基本目標。美國農業政策起始于羅斯福新政時期。20世紀30年代初，美國農業生產過剩矛盾的持續累積導致農業危機爆發，促使羅斯福將救助農業、緩解農產品過剩的矛盾作為新政的一項重要任務。其后，經過歷屆政府的完善，以支持農產品價格、增加農民收入、擴大出口、緩解農產品過剩矛盾為目標的聯邦農業政策體系到20世紀70年代已逐步形成。伴隨國際農產品市場在90年代中期走強，農產品價格上揚，美國農產品出口額在1996年擴大到598億美元的歷史高點，糧食出口占世界總出口額的比重上升到38%，農戶家庭收入從1996年開始超過全美平均家庭收入。在農業政策的有力支持下，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生產國和出口國：糧食產量約占世界糧食產量的20%，出口約占世界糧食出口的40%，其中，小麥出口約占世界市場的30%，大豆約占40%，玉米約占70%。到布什政府時期，隨著貿易自由化的持續推進、發展中國家農業生產率的不斷提高，之前歷屆政府所采取的控制糧食供給的措施不再適宜。在這種情況下，布什政府推出的生物能源計劃恰逢其時，它不再從供給面著手，而是主動創造出對糧食的有效需求，既支撐了糧食價格、提高了農業收入、化解了糧食生產過剩的矛盾，全方位地實現了農業政策的基本目標，同時還減輕了財政負擔，可謂一舉多得。揭開美國“糧食武器”面紗實際上，由于農業生產滿足的是人類基本的生存需要，同時農業又是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基礎，因此，農業問題從來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它更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這一點從世貿組織談判中可以管窺：烏拉圭回合談判就是因為美國和歐盟在農業問題上的分歧而被一拖再拖；中國加入WTO，簽訂的第一個協議就是《中美農業合作協議》；在WTO啟動前，美國提出，農產品貿易分歧不解決，就不能與中國進入實質性的談判。美國政府對農業的戰略地位始終頭腦清醒。其實，早在二戰之后，隨著美國在世界糧食市場上的主導地位逐步確立，“糧食武器”就開始成為美國達到政治訴求、遏制戰略對手的重要手段，其中，屢次被使用的糧食禁運就是一個典型。在20世紀50年代之后，國際上一共發生了10次糧食禁運，其中由美國發起的占8次。伴隨貿易自由化的推進，“糧食禁運”的威力大不如前。但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生產和出口國，掌控著全球農產品貿易的主導權，這一客觀條件決定了美國的“糧食武器”隨時可能以新的面目出現。當前，在石油能源被日益激烈地爭奪的國際經濟形勢下，歐佩克通過控制產量揮舞起了“石油武器”，那么，在國際經濟快速增長、發展中國家城市化進程推進、全球人口的膳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等諸多因素導致世界糧食需求迅猛增長的大趨勢下，美國“不失時機”地推出所謂生物能源計劃，從而進一步持續擴大世界糧食供求矛盾，提升糧食的戰略地位，其意圖顯然不能僅僅從“杯水車薪”的能源替代角度去理解，而應看到其背后更為隱匿的創造新的“糧食武器”的圖謀。綜上所述，美國以增強能源安全的名義所祭出的生物能源大旗，對解決美國能源問題的作用微不足道；其更深遠的意圖是借全球糧食供求矛盾持續加大之勢，通過政府的籌劃和引導，主動創造出對糧食的有效需求，推升糧食價格，在全方位實現其農業政策目標的同時，創造出新的“糧食武器”，進一步鞏固和提升其在國際糧食市場上的主導地位，擴張其世界霸權。對于美國這一新形式的“糧食武器”，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未雨綢繆。(作者為經濟學博士，工作單位：泰康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